石慧琳

危难时刻拯救世界的人

如果在四年前的2020年，你问卡塔琳·考里科（Kati Kariko ）是谁？在同一个楼层工作的人员都不一定知道她。然而三年后的2023年10月2日，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她和同事，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德鲁·韦斯曼（Drew Weissman）共同荣获，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生物遗传物质——核苷碱基修饰方面的发现，这一发现使开发针对新冠病毒的有效 mRNA（信使核糖核酸）疫苗成为可能。这种疫苗在新冠疫情早期经证明对新冠病毒的预防和抑制高度有效，并很快大量投入生产和使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疫情早期，她的研究，帮助快速扭转了疫情趋势，并保护世界免受新冠病毒的进一步严重侵害。纽约时报曾以大篇幅，报道了她的生平、研究成果极其应用，并称她为“难以置信的先驱”。是的，她从默默无闻、饱受歧视，到扬名世界似乎太偶然、也太快了。但偶然事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又能从她的经历中得到什么启示，来过好自己的人生呢？

为什么这么难？

卡塔琳所痴迷的mRNA（信使核糖核酸）研究，在学术界长期不受到重视，并受到排挤和打压。这其中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让我简单地把其中的缘由说清楚，DNA是我们都知道的生物遗传物质；蛋白质是在生物体内发挥功能的物质，而mRNA是它们之间联结的桥梁。从DNA密码翻译出来的mRNA，非常容易在体外试管里人工合成；当把特定的mRNA打入细胞和人体时，就会生成相应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就会在人体内发挥有效的作用。举个例子，1型糖尿病病人不能生成胰岛素来降低体内的血糖，若将胰岛素的mRNA注入病人体内，身体就会以其为模板，生成胰岛素蛋白，来改善病人的病情。这个想法多么的简单而美好，但梦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干。这个治疗思路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形成了，那时mRNA的研究才刚刚起步。mRNA需要进入细胞内部才能发挥作用，这个“进入”成了众多科学家的梦魇。当人工合成的mRNA进入细胞内，还没有发挥作用，就会被细胞内的酶破坏掉，并引发严重的免疫反应。要克服这一步极其困难，让无数怀揣美好梦想的科学家折腰，铩羽而归，完全放弃。一个出不了成果的领域是得不到重视和资金的，这就是现实。

注定找到你

时间流转回近四十年前的1985年，现年69岁的卡塔琳当时只有30岁，从匈牙利来到美国作生物的博士后研究。她在布达佩斯附近的一个小镇长大，父亲的职业是一名屠夫，成长的过程中，不知什么原因，她热爱自然科学，决心成为一名科学家，虽然在她的生活圈子里，她从来没有见过这类人。14 岁时她在匈牙利全国生物竞赛中获得第三名。后来她在塞格德大学（University of Szeged）拿到了生物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就在本校的生物医学中心作博士后研究，听起来完全是一个常规的研究者的职业道路。从那时起她找到了终身所爱，开始痴迷于mRNA研究，从未改变过。说到她30岁时，离开故土来美国的原因，是因为她所在的课题组没有经费支撑了，她想继续自己的研究，于是就带着丈夫和2岁的女儿，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继续她所热爱的mRNA研究。这个决定也开启了她在美国，艰难的研究经历。

她为何能持守初心

她在美国研究经历的艰难，在于她对mRNA研究的痴迷，一直坚持在这个领域不退却。她曾在美国数个大学实验室被赶来赶去，从天普大学迁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曾三次被解雇，不断被降职，拿不到科研经费，只能仰仗着一些资深的研究者收留她，被其他的学者认为是“走在一个无聊的死胡同里”。她在这些大学的研究生涯中，一直做着位置很低的研究者工作。直到获得诺贝尔奖，她都从来没有拿到过稳定的终身教职。在外面看，你也许觉得这么多年她很可怜，但这真的是她自己的感受吗？是什么让她在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中，饱受羞辱，不断被驱赶，不断失败，却依然持守初心？是热爱，更是内心的快乐。同事们对她的评价是，工作起来“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她似乎天生就是为了那块属于她的小小的实验台而生，完全不在乎名声。在一次采访中当记者问到她受到排挤的感受是，她耸耸肩说到，“我有自己的实验台，做着好的科研。其他的有什么可在乎呢？”

内心的光芒照耀

说到卡塔琳对信使RNA研究的痴迷，那位大名鼎鼎，曾在新冠疫情期间，担任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的安东尼·福奇，曾这样评价她说，“她对信使RNA的研究有点执念，但这个执念是积极的。” 她坚守着自己的执念，在不同的实验室之间辗转继续着职业生涯。生活是这么不稳定，随时有失业的危险，这样的情形里，她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每天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实验室里度过。当晚上和周末，她也急急忙忙地冲向实验室时，她的丈夫，一个管理公寓楼群的经理，常常开玩笑式地跟她说，“你这哪里是去工作，这是去开心地玩儿。” 他还帮她算了一下，照着她花在实验室的时间来算，她一个小时也就赚一美元。大卫·兰格是一位资深神经外科医生，他从作住院医生时起，就在宾州大学的实验室里与卡塔琳相识了，有过一段短暂的一起工作的经历。后来，当卡塔琳的实验室老板离开学术界，她也要被迫离开时，是兰格说服了当时的系主任，给了卡塔琳一个机会留下来。兰格医生曾在采访中说，“卡塔琳总说我救了她一命，但她不知道的是，是她拯救了我。在我与她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她传授给我的，面对科研的思维方式和积极态度，让我受益终身，使我避免了大多数科学家面对研究时的那种误区”。卡塔琳就是这样，当时她地位地下，漂泊不定，却有着一种内在的光芒照耀并影响着周围的人。

独特的内心经历

说到这里，作为一个在美国读了生物医学博士，并在美国大学实验室工作了十年以上的资深研究者，我想插几句话。卡塔琳在学术界艰难求生的经历，对每一个在生物研究界的人，都是非常熟悉的。大家在拿到终身教职之前，要么转行，要么在不同的实验室之间飘荡。但我要说的是，卡塔琳的内心经历却是非常独特的，是99%研究者所不具备的。她有今天的认可，并不是她的研究有多么艰深，而是她的许多宝贵品质，是在今天的研究者身上很难看到的。首先她来美国，是因为她所在的匈牙利的研究所课题组解散，她想继续所热爱的mRNA研究，而美国给她提供了这个机会，如果别的国家给她这个机会，她也会去别的地方；不是像很多人来美国就是想过好的生活，进什么样的实验室、作什么样的课题都无所谓，只要来美国就行。她从上大学时起，就痴迷于mRNA的研究，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在宾州大学，在她职业生涯的艰难期，这个课题根本看不到研究前景，也申请不到科研经费，学校、同事们都劝她换一个研究方向，但她里面有一种无法明言的笃定和相信，她坚持了下来，并不受外界的打扰；我所见过的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目标，只要有实验室提供位置和工资就去，辗转于不同的实验室之间，只是在讨生活，而不是在坚持一个理想。这就是区别。

每一次失败都告诉我一些新的东西

申请课题是生物医学科研界，每一个实验室最大的事。生物是实验科学，没有经费，就没有办法证实科研想法，一切都会停摆，这是非常现实的。卡塔琳需要申请到课题经费，来证实她关于mRNA大胆而创新的想法。但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她从来没有拿到过经费支持。其它许多中规中矩、很平凡的想法都得到资金支持了，她却得不到。兰格医生的一番话道破这里面的玄机，“用mRNA进行治疗是一种大胆的非传统方法，此前并未有过成功的先例，当你的想法与专家们认为合理的、传统的观点相违背时，就很难有所收获。

我见过很多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和其它国家的学者，当下什么课题热门，什么资金给的多，就做什么，转的很快，绝不会坚持在一个方向。将科学研究作成了生意。而卡塔琳，她在坚持着一种她认为宝贵的价值，这种价值似乎并不需要外面的人事物来肯定。我所好奇的是，她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在不断的实验研究失败中，为什么内心还如此笃定，一直坚持着她的对mRNA研究的想法而不改变呢？她对学生说的一番话，道出了她心里的玄妙，她说，“我做每一个实验都不浪费，这个实验一定要有对照组，一定要告诉我一些东西，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我不靠我的想法来定义实验结果，而是让实验结果告诉我，我该知道的东西，每一次实验失败的数据都告诉我一些新的东西，使我能继续尝试下去。” 这就使她存活的秘诀。别人只看到她不断的失败，看到她在研究上没有任何成果，却看不到她内心的快乐，她在积累着每一次的失败的实验所告诉她的，虽然缓慢，她却在照着内心的指引前行。

一次偶然，认识了她最重要的工作伙伴

说到她，与共同获得诺贝尔奖的合作伙伴德鲁·韦斯曼的相识，也是一个偶然。那时韦斯曼教授刚刚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转到宾州大学，他们在同一个楼层工作，但互不认识。有一天他们同时抢用系里的一台公用复印机，复印杂志论文去读，于是就有了一段对话。一个是研究mRNA的学者，能够用mRNA制作任何蛋白质，一个是免疫学家，正想制作一种预防艾滋病的疫苗，却遇到了瓶颈。卡塔琳对德鲁说，“我可以帮你把疫苗作出来“。而这正是韦斯曼教授此时所需要的，于是这一段传奇的合作开始了。有时候我想，一段偶然的相遇，真的是冥冥之中注定的，那一天如果他们没有相遇，或者没有开启那段对话，今天的历史也许要改写了，全世界受新冠病毒的侵害将会严重的多，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都会受到影响。卡塔琳所擅长的mRNA技术只是一个工具，可以运用于医学领域的许多治疗。这种技术作为工具需要一个着陆点；如果她在这个时间，遇到的是别的领域的研究者，她也许就去治疗心脏病、脑中风和糖尿病了，就不会在制作疫苗的领域多年耕耘。这是多么奇妙的缘分！

从未想过他们的研究会拯救世界

卡塔琳和德鲁教授的合作，愉快而互补，卡塔琳负责制作mRNA，而德鲁负责检验细胞对mRNA产生的免疫反应。得到数据后，他们一起讨论，试图解释这些数据的含义，设计新的实验，一起为得到的实验结果而兴奋，一起申请课题，常常忙到半夜两三点，还在给对方发电子邮件，发现对方也还没睡。他们每天充满动力地向着同一个目标进发。德鲁说，“如果没有我们双方共同努力，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结果。我们在一起合作多年，却一点也不枯燥”。卡塔琳说，“我们在一起工作，实在是非常愉快，有很多乐趣！” 他们在mRNA应用上，取得的最大的科研突破，就是解决了mRNA在生物体内，引发免疫炎症反应的问题。他们发现，当把一种叫假尿苷的碱基加到mRNA上时，生物体对mRNA的排斥反应就停止了。这一发现，克服了这个领域几十年来悬而未决的难题，为mRNA的实际应用提供了无限可能。他们兴奋极了，立刻着手申请课题，并开始制作各类mRNA疫苗。他们从来没有预料到新冠疫情会席卷世界，并没有想到过他们会拯救世界，这完全是一个偶然。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他们制作的五种疫苗已经进入了一期临床试验。Moderna在两年前就已经测试了流感mRNA疫苗，这些资料在疫情之前并未向大众公开。

时势造英雄

借着他们在mRNA技术上的突破，卡塔琳和德鲁教授开始大量申请课题以扩大它的应用，并向各大制药公司推荐使用这项技术，制造产品。但反应寥寥，专家们对此普遍不敢兴趣，说mRNA不是一个好的治疗方法，不做也罢。只有两家不起眼的小公司看重了他们的技术买了下来，这就是后来在新冠疫情中大放异彩的，美国公司Moderna和德国公司BioNTech。/ 说到卡塔琳和德鲁教授在新冠疫情上的一战成名，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时间，时间，还是时间。2020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全世界每天新冠的感染人数节节攀升，所有人都在盼望着疫苗快点出来。传统的疫苗都是蛋白疫苗，蛋白是三维结构，制作起来非常复杂费时，典型的蛋白疫苗开发时间需要5到10年，有时甚至更长。临床实验前期的新疫苗开发过程最少也需要一年，这种速度根本无法应付当时的需要。而mRNA只是碱基的序列结构，在试管内非常容易合成，全世界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使用过mRNA疫苗，新冠疫苗是第一支。/ 在正常时期，有的是时间制作有蛋白疫苗，确实不一定要用mRNA疫苗。但这种非常时期，时间紧急，只有一试了。2020年一月，中国科学家公布了武汉病毒的基因序列，BioNTech只用了几个小时就设计出了mRNA疫苗，而Moderna则花了两天时间。

见证历史的时刻

2020年12月18日，卡塔琳在宾州大学接受了mRNA疫苗的接种，当在场的人知道她就是mRNA疫苗的贡献者之一时，所有人都起来为她鼓掌，祝贺她，这一刻，她留下了激动的泪水，百感交集。而德鲁教授最激动的一天，是11月8日，当听到第一批Pfizer-BioNTech mRNA疫苗的验证结果，证明这种疫苗对新型冠状病毒有强大的免疫抑制作用时，他在心底深处，深感敬畏。他说，“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我们能在实验室里产生出一些对人有帮助的东西。这一刻我感到梦想成真。” 凝结在这一刻所结出的果子，包含了众多像卡塔琳和德鲁这样的科学家们，几十年的智慧和辛勤劳苦。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而来，有的从病毒测序的角度，有的从细胞化学的角度，有的从化学分子结构的角度，有的从基因表达的角度，有的从免疫的角度，他们殊途同归，借着机缘，共同走到了今天的这一个凝聚的点，mRNA疫苗的成功应用是一个见证历史的时刻，让人们看到生命力美丽的绽放。是他们的奉献让mRNA疫苗在短短10个月的时间里，经历了全部制作、验证和应用的过程，成功地注射到人体内，拯救了无数濒临危险的生命，改变了疫情发展的格局。

力量由爱而生

卡塔琳一直都是默默无闻，被忽视的角色。有人说她得了奖，算是值得了。但有谁知道，她根本不在乎这个，她更在乎进入实验室工作时的那种快乐，正如她的丈夫所说的，那是她的乐园。对于一个科学家孤坐40年冷板凳的最大奖赏，并不是诺贝尔奖，而是她的快乐。她并不是为着诺贝尔奖在工作和生活。就算没有诺贝尔奖，就算没有疫情，她还是会做下去，因为那是她从起初到现在一直坚守的挚爱的研究，不会因为什么而改变。 当人们说她拯救世界的时候，你看她哪里有什么拯救的力量。她只是在自己小小的一隅，做着自己爱作的事情，享受着快乐而已。那个单纯的世界，只有她懂。而拯救世界的伟大力量就是从这看似不经意的热爱中来的。她的人生，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我们如何面对每天的选择，是否能持守初心，永不放弃呢？力量由爱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