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莱多植物园（Toledo Botanical Garden）是位于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的一个独特的绿地宝藏，是该地区自然美景和文化艺术的融合之地。占地超过60英亩的这座植物园，不仅展示了丰富多样的植物品种，还为游客提供了一个宁静且富有教育意义的环境。

托莱多植物园的设计旨在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享受大自然的魅力。园内有多个主题花园，包括玫瑰园、草药园、日式花园和灌木园等，每个花园都精心布置，展现出不同的植物组合和景观设计理念。这些花园全年提供美丽的花卉和植物展示，使游客能够在不同季节欣赏到独特的自然美景。

除了丰富的植物展示，托莱多植物园还是一个重要的艺术和文化中心。园内的手工艺人村庄（Artisan Village）汇集了当地艺术家的工作室和展示空间，游客可以在这里欣赏和购买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此外，每年一度的克罗斯比艺术节（Crosby Festival of the Arts）吸引了大量的艺术爱好者和游客，成为园内的年度盛事之一。

托莱多植物园还致力于教育和社区参与。园内提供多种园艺课程和工作坊，帮助园艺爱好者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Doneghy 包容性花园是一个特别的项目，旨在为所有人，包括那些有特殊需要的人，提供一个可以触摸、聆听、品尝和感受的多感官花园体验。

对于家庭游客来说，托莱多植物园也是一个理想的目的地。秘密森林（The Secret Forest）是一个专为儿童设计的游乐区，让孩子们在自然环境中探索和冒险。这里有互动性的游戏设施和自然小径，鼓励孩子们亲近自然、激发他们的好奇心。

此外，托莱多植物园还举办各种音乐活动和文化活动，例如夏季音乐会系列，让游客在美丽的户外环境中享受现场音乐表演，进一步提升了游客的整体体验。

总之，托莱多植物园不仅是一个观赏植物的地方，更是一个融合了自然美景、艺术文化和教育资源的多功能场所。无论是园艺爱好者、艺术爱好者，还是寻求宁静和放松的普通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体验，度过美好的时光。

刘名扬

最近和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在家里聊天，他们有的是来自东南亚，有的是自幼移民美国，在美国长大，大家讲到一个话题，就是什么是成功？尽管大家的成长背景不尽相同，给出的答案竟是殊途同归：拥有一个好的职业，或者更直接说，挣的钱多一些，可以有一个好生活。

听到他们的回答，让我有点惊讶。看到眼前一个个年纪轻轻的学生，一面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佼佼者，能够有机会来到美国读书，接受一个高品质的教育，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他们的确是幸运的。另一面，在面对成功的定义时，他们的回答尽管相同，眼神中却是带着几分不确定。读书就是为着一个好职业吗？或者说高薪的工作就等价于一份好工作吗？我不敢简单地下一个定义，因为成功是一个太大的题目。

但是看我自己走过的路，我知道在面对人生诸多选项时，我必须要承认就是我们的文凭，简历上一行行的记录，在面对我们人生中的十字路口时，突然发现这些并不管用。面对人生中一个个关口，求学，找工作，成家立业，这些大部分人都脱不开的人生选项时，我们好像不知所措。

人人都想要成功，可是成功的定义却仿佛是一道枷锁，绑住了我们所有人。成功是父母的期望和要求，是来自旁人的认可，是来自社会的肯定与标榜。可是在这些中间，我们在哪里呢？

刘名扬

周末和几位好友一起去所住的小城中的一个公园散步。作为几位年龄中位数在40岁上下的我们来说，这样的机会实在是不多。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是父亲，是丈夫，是公司、学校、政府的员工，平时面对家庭，工作，儿女，和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要求，已让我们上气不接下气了。

当我们来到公园中，走着走着我们看到很多小孩子们在几个很特别的秋千上玩，这时候不知道是谁的一句话问道：我们要不要试一试？这时候大家会心一笑，竟一起走到了秋千那里。平时外表严肃的我们，这时候也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一起玩起来了。在这里，一切都是如此简单，不需要任何的复杂或是人情世故。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简单地在公园里享受免费的器械，大家开怀大笑，不再被生活中各样琐事所牵绊，享受彼此。

现实的生活一面赋予了我们各样的身份，成就，便利，但是我们也付了一个代价：我们在面对人生的得失，一个个人生选项时，慢慢失去了年少时的单纯，失去了享受简单的能力，快乐在生活中变成了一种奢侈品。对我们三五好友来说，这个周末的时间是宝贵的，快乐可以是如此简单，并不需要什么物质的花费。我们里面那个简单其实从未离开我们，让我们都重新遇见我们心里那个久未谋面的人吧，在年纪长大的同时也不失去我们那最宝贵的简单和真实。

崔彩霞

从上学起好像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浪费时间。父母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抓紧时间好好学习。久而久之，这个滴滴答答的紧迫感就长在心里了，停不下来。唯恐自己没有抓紧时间读书学习，停下来就有罪恶感一样。毕业结婚生子后，后遗症还在。时常惊醒，我这是在做没用的事情浪费时间吗？有时看见自己的孩子无所事事，内心更是慌乱，这不是浪费时间吗？赶紧给他们找各种适合他们的学习资源。

偶然一次机会，一位年长的朋友劝告我说，要多让孩子看看天空，看看大自然，摸摸小动物，多给他们听听音乐。有时候他们看到，听到这些，是会哭的。这样的哭泣对他们很好，要给他们这样被触碰的机会。

我思索良久。何不放手呢？放过对自己想要做一个“好学生”的坚持，给自己机会坐下好好喝一杯茶，给许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打个电话，为家人准备一餐可口的饭菜，或者抬头看看今晚的星星。也放过自己的孩子吧。让他们有机会仰望天空的时候看到自己的渺小，宇宙的浩瀚；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好奇，可以惊叹，可以伤心，可以快乐，可以无聊，可以忙碌，可以体验他们的人生。

毕竟人需要的不是一份优异的成绩单或者一份别人羡慕的工作才快乐，而是里面被充盈过，被滋润过，被呵护过，被碰撞过的内心。

石慧琳

偶然事件的典范

青霉素是我们太熟悉的一种药物了，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发烧或感染常服用的阿莫西林，就是一种青霉素的衍生物。青霉素是第一个广泛使用的抗生素，它的问世，不仅延长了人类的平均寿命，还开启了抗生素时代，对公共卫生和医学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二战期间，它拯救了约1200万人的生命，使士兵的细菌感染死亡率从14%降低至3%；战后，它的使用迅速扩展到民用领域，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减少了肺炎、梅毒、链球菌感染等严重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肺炎的死亡率从30%降至不到5%。

发现青霉素的故事，也是我们熟知的科学传奇之一。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偶然”。它的发现者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是一名微生物学家，以实验室的脏乱不整理闻名，一次他度了一个两个星期的长假，回来后发现，本来要扔掉的一个细菌培养皿里，长出了霉菌，而霉菌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没有细菌生长的环形。弗莱明没有忽视这个偶然的发现，认为是霉菌分泌的某种物质起到了杀死细菌的作用，从而发现了这种物质——青霉素。

从表面上看，这个巨大的成就真是偶然的典范。由于青霉素在二战时期发挥的巨大作用，和对医学界的深远影响，弗莱明爵士与另两位在青霉素的提纯和应用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弗洛里和钱恩，一起获得了194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连弗莱明都说，“青霉素不是我发明的，是大⾃然的杰作，我只是偶然发现了它。”

但真的就如此偶然吗？这样的偶然有发生在你我身上吗？偶然的背后，有什么必然，是我们可以借鉴并学习、得益处的吗？

一个被命运谦卑过的人

当我们来细看在弗莱明身上发生的故事，才发现，在他一生中发生的偶然事件，还真不止发现青霉素这一件事。如果偶然常常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那么他有什么特别之处或诀窍吗？

弗莱明出身低微，是一个被命运谦卑过的人。1881年他出生在苏格兰洛克菲尔德偏远乡下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在家中八个弟兄姊妹中排行第七。全家人靠着经营一个占地 800 英亩的农场维持生计，最近的邻居也在一英里开外。所以，他家的孩子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常常在乡间的溪流、山谷和荒原中游荡。弗莱明后来感恩的说，“我们不知不觉地从大自然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乡间的田野生活，在不知不觉间，教给他很强的细致观察能力，这为他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但命运多舛，在弗莱明七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快乐无忧的童年生活，从此嘎然而止。他的大哥继承了农场的经营，母亲和大哥一起担负起养育一家人的重担。1895年，年纪稍长后，13岁左右的弗莱明和几个弟兄姊妹一起搬到伦敦生活。他投奔了当时已经在伦敦当上眼科医生的哥哥汤姆。汤姆鼓励他从事商业，于是他进入一所类似技校的学校学习，16岁毕业后，去了一家专营美国贸易的船务公司上了四年班，他对这份工作确实不是很感兴趣。

这就是他的成长，平平无奇，淹没于众人。在20岁之前没有任何过人之处。他出身低微、家境贫寒，一直在为生存挣扎，为了一份能糊口的工作忙碌。没有什么偶然的幸运，只有生活的磨砺。我想，在这段时期，他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的机会，从而学会了一件事，就是接受和顺服，接受生命的赐予，面对现实。那么后来，“偶然”是怎么出现在他的人生里的呢？

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1900年，弗莱明还在船务公司上班的时候，英国与南非殖民地之间爆发了布尔战争，弗莱明和两个兄弟加入了伦敦的苏格兰陆军团，为去南非参战接受训练。这个陆军团最后证明只起到了一个训练营的作用，并没有去南非，但磨练了他们的射击、游泳甚至水球技能。弗莱明成为了一名公认的神枪手，开始崭露头角。他发现自己能将很多事情干的出色，渐渐找到了信心。这个看似不相关的陆军团训练，却成为了决定他以后，人生道路走向的关键点。

不久以后，一个大大的偶然降临在他身上，使他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1901年，他的一个终身未婚的叔叔去世，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平等份额地留给了他的兄弟姐妹、侄女侄子。弗莱明分到了250英镑，相当于现在的差不多一万英镑，不算多但也不少。他的哥哥汤姆鼓励他善用这笔财富，并建议他学习医学。

他听了哥哥的话，参加了医学院的入学考试，并且成绩名列前茅，有好几个医学院可以选择。他选择了伦敦圣玛丽医院的附属医学院，原因竟然是——他在苏格兰陆军团受训时，与来自这个医学院的队伍打过水球。这决定也太随意了吧！没有什么复杂的考量和计算吗？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但不管怎么说，一个穷打工仔，过着没有什么前途的生活，有一天一笔可观的遗产从天而降，砸到他头上，他用这笔钱敲开了医学院的大门。嗯，他的故事里开始有点偶然和传奇了。虽然比起后来的故事，只是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开头。

从外科医生到医学研究者

1906年，弗莱明以优异的成绩从伦敦圣玛丽医院附属医学院毕业，并获得了独立开诊所的资格。他有志要当一名外科医生，并准备接受训练以取得外科医生资格。他也确实在1909年，通过了测试，获得了外科医生资格。但他从来没做过全职外科医生…… ？

事实是，1906年，他毕业后就进入了圣玛丽医院的研究部门，在细菌学家、免疫学先驱阿姆罗斯·赖特爵士手下作了一名助理研究员。弗莱明以前从来没有参与研究的想法。这是怎么转过来的？

原因令人匪夷所思。圣玛丽医院步枪俱乐部队长，知道弗莱明是一个神枪手，希望他能留在圣玛丽医院，加入步枪俱乐部。这位队长竭力说服弗莱明从事研究工作，从而能留在圣玛丽医院，并将他推荐给自己工作部门的上司，同样是俱乐部热心成员的阿姆罗斯·赖特爵士。当时，如果弗莱明选择了外科道路，他就必须要离开圣玛丽医院……

就这样，因为步枪俱乐部，他转行作了医学研究者，放弃了作外科医生。在接下来49年的职业生涯里，他一直在圣玛丽医院工作，先是一名讲师，后来又成为细菌学教授。命运又给他开了一个偶然的玩笑。也许在他人生的前二十年，他没有什么选择的机会，已经习惯了接受和顺服，而不习惯于他一定想要什么或去争取什么。

在研究领域展露头角

熟悉弗莱明的人，都说他是个沉默不语，脚踏实地的人。但他做事真的很出色，渐渐在他的领域崭露头角。在阿姆罗斯·赖特爵士手下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各种感染性疾病，并积极地学习和寻找治疗方法。

赖特爵士为人宽容，虽然只是个助理研究员，弗莱明已经被允许按照自己的兴趣独立进行科学研究，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1909年，弗莱明开始了，对痤疮进行免疫接种的独立研究。同年，一种有效治疗梅毒的药物606从德国带到了伦敦，弗莱明成了极少数在当地，能有效地通过静脉注射606，成功治疗梅毒病人的人，这为他赢得了学术上的声誉。

在对生命的敬畏里，去发现和寻找

1914年一战爆发。赖特爵士率领他的研究小组奔赴法国前线，建立了战地医院实验室，研究疫苗是否可以防止伤口感染。弗莱明在陆军医疗队担任上尉，这给了他极其难得的系统学习致病菌的好机会。在此期间，他亲眼目睹了许多战友的死亡，导致这些死亡的，往往不是战斗中造成的直接伤口，而是无法控制的后续感染。这些死亡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冲击，但他没有停在那里，而是积极地去验证许多自己对治疗的想法。

当时，对抗感染的主要手段是消毒剂。但他和赖特证实，使用消毒剂清理伤口，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细菌并没有被真正杀死，反而杀死了人体的吞噬细胞，使得伤口更容易发生恶性感染；而且尽管使用了消毒剂，但作用只是局部的，深层伤口中的厌氧菌仍然存在，并大量繁殖。他们建议用浓盐水冲洗伤口，但这项建议直到二战时期才被广泛采用。冲洗必须尽早进行，如果伤口已经严重感染，浓盐水的应用也无济于事了。

此外，他还与其他同事一起进行了多项重要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有两项。他进行了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医院内交叉感染的科学研究，如今院内感染已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此外，他还推动了输血技术的改进，研究了柠檬酸钠的抗凝作用和钙的凝血作用，并成功利用新技术为100名伤员输血。

战争是残酷的。目睹人的死亡，却无能为力，让人感觉生命的渺小和易逝。目睹那么多战友的死亡，我想，这一定让弗莱明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积极地去寻找有效的治疗药物，这成了萦绕在他心中，挥之不去的念想。他一直在想、一直在找，所以才会对偶然的发现有感觉。这样的状态被之后的两次重大发现所验证。

预备好了发现的眼睛

发现青霉素的成就太过于耀眼，所以人们往往忽略了在此之前，他还有一个重要发现——溶菌酶。这又是一个偶然事件。

1918年一战结束后，弗莱明回到圣玛丽医学院。1921年的一天，他患上了重感冒。当时他正在培养一种新的黄色球菌，索性就取了一点鼻腔粘液，滴在固体培养基上。两周后，弗莱明在清洗前，最后一次检查培养皿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段时间里，无数细菌菌落生长和繁殖；然而，接种粘液的区域仍然干净，他由此推断，粘液中很可能存在着抑制细菌生长的物质。随后他更发现，泪液、唾液、皮肤、头发和指甲中都含有这种“抗菌素”，但汗水和尿液中却没有，加热或蛋白沉淀剂都会破坏这种物质的抗菌功能。他推断这种活性物质一定是一种酶。后来，这种“抗菌素”被命名为溶菌酶。

为了进一步研究溶菌酶，弗莱明曾四处收集眼泪，甚至一度让同事们见到他，都避之不及。这件事还被画成漫画刊登在报纸上。1922年1月，他发现鸡蛋清中含有高活性的溶菌酶，才解决了溶菌酶的来源问题。同年晚些时候，弗莱明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溶菌酶的研究论文。接下来的七年里，他和助手持续研究这种新发现的酶，但结果令人失望，溶菌酶仅对少数，对人体无害的细菌有效，对多种人体致病菌并没有作用。

虽然溶菌酶对人体致病菌的抗菌作用不强，但却成了发现青霉素的前奏。两者发现的过程简直同出一辙。以至于弗莱明后来见证说，“溶菌酶的非凡的溶菌能力，让我看到了天然抗生素物质的强大功效。不幸的是，溶菌酶对那些不会感染人类的微生物作用最强，但它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因为，它为我铺平了青霉素之路。”

所以你说偶然是什么，也许对我们是偶然，对别人只是一个重复的过程。因为他那双发现的眼睛，已经预备好要看到他想看到的东西。

表面上是偶然，实际上是重复

讲到这里，终于又回到发现青霉素的故事了。开头，我们简短地提及了那个“偶然”的过程。但读到现在，你还觉得那么“偶然”吗？事件的发生也许是偶然的，但对于一双预备好的发现的眼睛，一切似乎又是必然的。

1928 年，在研究流感病毒时，弗莱明发现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培养皿上意外长出了霉菌，霉菌在自身周围形成了一个无菌圈。这对他而言，更是溶菌酶实验的情景重现，而不是第一次的偶然，那个熟悉的无菌圈，让他立刻敏锐地捕捉到了信号，霉菌很可能分泌了杀死葡萄球菌的物质。于是他进行了下一步实验，发现霉菌分泌物可以抑制葡萄球菌的生长，即使稀释 800 倍也有效果。接着，他分离出这种霉菌，并鉴定出它属于青霉菌属。这种抗菌物质作用广泛，不止对葡萄球菌，对所有革兰氏阳性细菌都有效。而这些细菌会导致猩红热、肺炎、淋病、脑膜炎和白喉等很多感染性疾病。后来，他将这种霉菌分泌的抗菌活性物质，命名为青霉素。

弗莱明于 1929 年公布了他的发现。在《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青霉素及其潜在用途的论文。就是这篇论文使他在1945年获得诺贝尔奖，但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重视。

顺便说一句，很多故事为了戏剧性效果，常说弗莱明的实验室以脏乱闻名，堆着很多忘了丢掉的细菌培养皿。但我要更正的是，这并不真实。将培养皿放在室温下较长时间，做最后一次观察——试图发现新的变异菌落——再进行清洗，这是他在研究中养成的习惯，以有机会发现新的现象，他是故意这么作的，并不是忘了扔掉那些培养皿。也正是这个外人看起来很不好的习惯，给了他发现青霉素的机会。

青霉素巨大影响的背景

弗莱明于 1929 年发表了发现青霉素的论文，并依据研究结果，指出青霉素将会有重要用途，但此后十年，青霉素的研究和应用并没有大的进展，处于停滞期。这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弗莱明作为免疫学家，有着医学背景的研究者，不具备药物提纯的技能，无法从青霉菌中提纯出青霉素，进行下一步实验。这一步需要与，拥有这一技能的化学家合作；第二，这十年中，弗莱明在青霉菌提取物的动物实验上，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这让他有点失去信心；第三，其它一些抗生素也涌现出来，应用于民用日常治疗，对抗生素的需要没有战争时，那么大量而急切。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病理学系主任弗洛里和旅英的德国生物化学家钱恩合作，从封尘10年的文献堆里，发现了弗莱明这篇具有巨大医疗价值的文献。他们的团队重复了弗莱明的工作，证实了青霉素论文的结果，并成功的以化学方法，从青霉菌中提纯了青霉素。1941年，青霉素首次运用于人类测试，并取得成功。当时，由于二战的需要，在英美政府的鼓励下，很快找到大规模生产青霉素的方法。

由此可见，青霉素后来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已经超出了弗莱明作为微生物学家的工作范畴，以他的研究为起头，更多有效的团队参与进来，推动了青霉素的快速研究发展和广泛应用。二战的爆发，以及战争中常见的特定感染性疾病，产生了对青霉素的巨大需要。这些都是青霉素产生巨大影响不可或缺的背景。

追求的心和发现的眼睛

在另外一个故事中，我们讲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使得mRNA疫苗在这种特殊情形里，快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如果不是这种危机发生，正常情况下对mRNA疫苗的需要，并没有那么迫切。这正是时势造英雄。

青霉素能迅速在临床被广泛推广使用，得益于残酷的二战以及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促使美国不得不加入战局。否则，钱恩恐怕很难成功游说美国，投入到青霉素的临床研发当中。从实验室的结果，到实际的临床应用和大规模生产，还存在一系列巨大困难需要克服。

临床应用的研发过程，存在很多阻力。青霉素的分离纯化极其困难，它的水溶液极不稳定，很容易分解失效；青霉菌的提取物，口服时对豚鼠的致死性很高。这些结果，很容易让人认为这个药物不值得开发。弗莱明当初发现的菌株，青霉素的产量极低。高产量菌株是在美国发现的，一系列关键性技术和临床研究都是在美国实现的。这些都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为根基。

美国军方出于战争需要，将青霉素的应用列入重点开发项目，并动员数百名生化学家，解决了青霉素的工业纯化问题。当时的青霉素工业生产，采用的还是最原始的细菌表面培养法，美国的一家工厂使用了57万个培养皿轮回操作，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是，青霉素毕竟被大量生产出来了，并完全满足了同盟国战场上士兵的需要，对扭转战局，发挥了巨大作用。战后，青霉素也得到了广泛应用，拯救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

这些不可预知的偶然，成就了今天青霉素的地位和作用。而我们在其中所感触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那颗追求的心，和发现的眼睛。那个最偶然中的必然。

石慧琳

革命性的医学研究技术

今天所讲的是一位日本科学家，叫山中伸弥，他在2006年开创了一种细胞技术，叫做诱导型多功能干细胞技术，简称为iPS细胞技术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Cs，iPS细胞), 并在六年后的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相比于大多数二三十年后才获肯定的其他的获奖者，六年就获得诺贝尔奖的肯定，是极短的时间。因为一个技术或发现，被证明在实际应用中发挥巨大作用，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积累。山中伸弥，仅仅六年就获得肯定，可见他的这一技术，一经出炉，就给医学研究带来多大震撼，真的是革命性的改变，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立刻在实验室里广泛使用它进行医学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效。我与这项技术很有渊源。作博士后时，我的课题就是围绕着iPS细胞展开的，记得当时我就对这项技术感觉很神奇。

我的研究经历

我那时研究的课题有关癫痫，拿到病人的皮肤活检组织以后，进行细胞培养，得到了病人皮肤组织里的成纤维细胞，然后我将四个特定的胚胎干细胞基因转入这种成纤维细胞，从成年人体来的这种细胞，竟然回到了多功能干细胞的状态。简单来说，多功能干细胞就是早期的胚胎细胞，可以无限自我繁殖，而且有潜力发展成任何一种人体细胞组织。在此之前，从人体胚胎中取出的胚胎干细胞，已经在实验室里广泛使用，来发展出不同的组织。但它的缺点在于，从人体胚胎取材困难，而且基因信息没有病人的特异性。iPS细胞的魅力在于，它反其道而行，用成年人体中的成熟功能细胞，注入干细胞基因，使其回到原始的胚胎细胞状态，然后再发展成其他任何类型的细胞。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人体组织，作出特定基因组的IPS细胞。这就大大方便了取材，而且保留了病人基因组信息，对于进行特定的药物筛选、细胞替换治疗、建立疾病模型有着巨大的作用。

我当时的研究是要看癫痫对病人神经和心脏组织的影响。现实中，我们是不可能直接从病人身上取得脑组织和心脏组织的。但我用癫痫病人的皮肤组织，得到诱导型多功能干细胞后，用一系列特定的处理，竟然得到神经细胞和跳动的心脏细胞，用来作疾病研究，真是不可思议！

身教重于言教

我是在2011年左右开始应用诱导型多功能干细胞 （iPS细胞）技术，来研究癫痫的，一年后，山中教授就获得了诺贝尔奖。那时，我读了一些关于他的文章，知道他原来是外科医生，后来转行作了医学研究。因为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知道其中一定有故事，有一个转折点。

每次当山中教授讲到如何走上医学研究的道路时，总要提到他的父亲，一个对他影响至深的人。他是在父亲的建议下当医生的；也是因着与父亲的经历，使他下决心开了医生的职业，开始了医学研究的道路。每次当他提到父亲时，我们总能感受到，他心底深沉的爱，和一份对人的使命感。

在他成长的年月里，他的父亲在日本东大阪，经营着一家从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生产锯床零件的小工厂。那时的东⼤阪以众多技术精湛的中⼩型制造商而闻名。和该地区其他⼩工厂的⽼板一样，他的⽗亲也是一名工程师，设计新产品并亲手制作。山中教授后来回忆到父亲对他的影响时，说到，“回首童年，我现在才明⽩⽗亲对我产⽣了很⼤的影响。他没有强迫我做任何事情或告诉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借着他在工作中流露出的勤奋，默默地教会我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过程——从绘图板上画出你的想法，一步步亲手把它做出来，并且亲身去探索更好的、达到目标的途径。” 这也正是他后来作医学研究时享受的过程。可见，父母对我们的影响真是身教重于言教。

艰难挑战和抉择的开始

山中伸弥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他本来想自己会顺理成章地继承家里的小工厂。但奇怪的是，他父亲却不这么想。上初中时，父亲对他说, “伸弥，你不用接手我的生意，你应该当一名医生，去帮助病人。” 山中教授后来回忆到这点时说到，“我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这样对我说，也许他认为我没有作生意的天赋；也许他希望我能有一份更稳定的工作，而不是经营一家容易受经济环境影响的小企业。我非常尊重父亲，听了他的话，去做了一名医生，我至今还记得，他非常开心。”

高中毕业后，山中伸弥成功进入了神户大学医学院，并在六年后拿到医学博士学位，进入⼤阪国立医院担任了两年住院医生。由于喜欢柔道和橄榄球，在运动中多次骨折，所以他选择成为一名骨科医生。作了住院医生，对于医生这个职业而言，应该是相对稳定了，可以顺利地走下去了；但对山中伸弥而言，却成了艰难挑战和抉择的开始。首先，作为外科医生，他发现自己的动手能力并没有想象中的好，别人半小时完成的手术，他要做两个小时，加上主管医生的严厉，让他对自己的能力渐渐失去了信心。另外，在接触许多患有难以治疗的疾病的病人时，他意识到临床上有很多疾病，即使是优秀的外科和内科医⽣也无法治愈。他亲眼看到，一个患有严重类⻛湿性关节炎的女病人，在几年内变得形容枯槁。这让他，一个有着救死扶伤心志的人，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而最终，让他下决心转变人生道路的，是父亲的去世。

从医生到研究者的转变

山中伸弥的父亲是在他作住院医生期间去世的。他父亲长期患有糖尿病，并因为受工伤输血，不幸染上丙型肝炎、后来发展成肝硬化。当时的医学研究还没有发现丙型肝炎病毒，所以完全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在父亲⽣命的最后两年，山中伸弥作为医学⽣和住院医⽣给他打针、打点滴，父亲因为患病一定很痛，但他却看起来却非常开心，他在接受儿子的治疗，他对儿子能成为医生非常自豪。后来山中伸弥回忆说，“我父亲很开心我能照顾他。但我却感觉无比痛苦，我觉得自己很没用。作为一名年轻医生，我无法帮助自己的父亲，也无法帮助许多其他病人。”

痛苦而难忘的临床经历最终促使他改变了目标，不再成为一名帮助患者摆脱痛苦的外科医⽣，而是成为一名基础医学研究者，希望通过找出难治性疾病的发病机制，最终找到治愈⽅法，来帮助像他父亲一样的患者。

我非常能体会山中伸弥在这个重大转变中的感受。生命上的艰难经历，常常成为发生重大转变的契机。当我们面对而不是逃避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并怀有一种真切的态度时，从生命里所产生的反应，会让我们走上一条道路，带着使命感，超越自己的想象和认知。以前，山中伸弥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一名医学研究者，但借着他在每一件事上真诚的回应，一双看不见的手，将他带上了这条未知的，同样充满了艰辛的道路。

起伏的研究生涯中的坚持

山中伸弥是带着一个清晰的愿景，放弃稳定的医生职业而选择研究领域的，所以他很坚定而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就是通过医学研究来帮助患者。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但他不妥协，因为那是在生命的艰难里，从他心里升起一种使命感。他重新回到学校，并于1993年拿到了医学研究的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去了美国著名的Gladstone Institute作博士后，1996年他又回到日本，经历了一系列波折，1999年他终于在奈良科学技术⼤学得到了一个副教授的职位，并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他说自己很幸运，几位才华横溢的同事和学⽣加⼊了他的实验室。

作为首席研究员，他必须为自己的实验室制定一个长远的研究方向和计划，最后，经过严肃的考量，他将实验室的目标设定为，从体细胞⽣成胚胎干细胞样多功能细胞，而无需使用胚胎。正是这一决定，使他的实验室走上了正确的方向。由于研究的需要，他的实验室几经辗转，从奈良搬到京都大学，后来又迁移到东京大学，在这个过程中， 大多数实验室成员一路追随着他，并在2006年成功的发展出iPS细胞技术。这时，距离他1989年离开医生的职业，已经过去了17年。他说，“感谢这项新技术，我离我的愿景又近了一步。” 他的愿景在人生的起起伏伏中，一直没有变过。

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虽然每一种基础医学的研究，发展到临床应用都需要长期的验证。但iPS细胞的治疗潜力，是不容小觑的，并且在一些严重疾病的临床治疗上已经有了多种应用尝试，比如帕金森病、瞎眼、心脏衰竭、脊髓损伤、肝脏衰竭、糖尿病、贫血、关节性疾病等等。这些病的情况都非常严重而且可怕。但是，如果仔细想一下这些疾病的原因，就会发现相当简单。它们都是由一两种或几种细胞的功能丧失引起的。如果我们能在体外，生产出有病人特异性基因的功能性细胞，来代替受损伤的细胞，这些难以治疗的疾病，就有可能痊愈。

在iPS细胞技术出来之前，医生们对这些严重疾病只能维持病情现状，无能为力；但这项技术出现之后，根治成为可能，使得众多科学家纷纷投入对这些疾病的治疗研究。虽然临床验证还需要时日，但iPS细胞技术已经在医学研究领域——如疾病模型的建立、药物筛选、细胞治疗、癌症治疗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我觉得自己还是医生

自从这项技术发明以来，它正以不可阻挡的力量，自我推动着向前发展。此时，山中教授想的是什么呢？他说，“25年前，我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开始我的职业生涯，虽然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我改变了职业方向，从临床转向科研。但直到现在，我觉得自己还是医生，我真的很想帮助病人。所以，我整个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把这项技术，干细胞技术，真正地带给病人，带向临床应用。” 从他当医生的第一天起，这个初心从未改变。

他也一直没有忘记父亲对他的期许。他说，“是父亲让我走上了医学的道路，当我成为一名医生时，他非常高兴。但他一去世，我就放弃做医生，转行成了研究者。我认为父亲对我的职业转变会很生气，他会说，伸弥，别再摇晃试管了，回来帮助病人吧。在我将来再次见到父亲之前，我真心地想要尽快把IPS细胞技术带给病人，让他们在实际中受益。”

石慧琳

接到一个特殊任务

1982年下半年的一天，在法国巴黎著名的巴斯德研究院内，一段严肃的对话正在进行着。巴斯德研究院的总部位于巴黎，在世界各地设有很多分院。自从创建者路易·巴斯德于1885年研发出第一剂狂犬病疫苗和第一剂炭疽病疫苗以来，对传染病的防治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00多年来，这个研究院已经出了十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科学家。

吕克·安托万·蒙塔尼耶是当时的反转录病毒与癌症研究组主任，他正在与手下的一位女研究员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讲话。他告诉弗朗索瓦丝，今天比查特医院（Bichat Hospital）的一名病毒专家找到他，希望他帮助研究一下，一种原因不明的、最新爆发的传染病是不是由反转录病毒，（也就是RNA病毒）引起的。吕克问弗朗索瓦丝愿不愿意接下这个新的课题。弗朗索瓦丝虽然很感兴趣，但没有马上答应。她征求了一下自己实验室老板的意见，觉得能做，因为最近他们刚从乳腺癌病人的淋巴细胞里检测到一种病毒，而且对反转录酶活性的测定也很熟悉。测定病人样本中是否存在反转录病毒，应该只是一个常规操作。于是她从吕克那里把课题接了下来。

这时她还不知道的是，她将要发现的，是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大名鼎鼎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艾滋病病毒。因为这个发现，25年后，弗朗索瓦丝和吕克共同获得200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个病毒的发现，也重塑了她的个性、价值观和追求。

是什么让你决定成为科学家？

今天，你若在网络上打开任何一个弗朗索瓦丝教授的讲话视频，你看到的是一个坚定、自信、智慧且充满热情的女科学家。她的言谈中有一种力量，把她对人生的看法和价值观传输给你。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你一定要清楚并牢记，你决定成为一个科学家的真正原因。是为了你的简历好看吗？是为了你的个人兴趣吗？是为了作一名领导者吗？是为了成为科学领域的明星吗？如果是这些原因让你成为科学家的话，就及时停止，不要做下去了。但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科学家，是为了尽力为社会、为他人带来一些重要的、有意义的东西，那么，继续向前吧！因为，只有在这样一种动力下，在你职业生涯的终了，才会觉得很棒！”

听着她充满力量和启示的话语，我们反观自己，会觉得自己作科学的动机，作很多事情的动机，都太掺杂、太污秽了。但如果你读过她的经历，就会知道，她不是一个从起初，就有着广阔眼界和博大心胸的人。她也曾年轻过，迷惘过，胆怯过，不知道人生的路该如何走；是她在科学领域一步步的经历，重塑了她的人生，将她变化成了今天这个果敢自信、将关怀与爱、智慧和启示带给人的坚强女性。

不停地尝试并选择

弗朗索瓦丝从小就热爱自然，说句题外话，看了很多故事，这似乎是成为一个生物学家的必要条件。小时候学校放假的时候，她会在公园里，一整天的观察自然界的一草一木，甚至小小的昆虫都能让她凝望好几个小时，着迷于大自然的一切。她的出身很普通，家境也不是很好，她说后来能在巴斯德研究院工作，完全是偶然加运气。

上大学时，她在选择学医、还是学习生物医学研究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最后的选择是基于现实的考量。选择生物医学研究，是因为不用付那么多学费，给家里添加负担。在学习期间，她又开始严肃地怀疑自己能不能干研究这一行，觉得需要找一个实验室工作一下，才能确定自己的前途。

作为一个也是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挣扎。有时候，不知道干什么，对前途糊里糊涂的，进而去探索，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你若想认真地去做一行，就没那么容易、那么自信的做重大决定。你就会去想，自己适合不适合，我能不能把自己投入进去，这些简单却是很重要的问题。然后去尝试、去验证，去确定。若你只是想找个工作来过生活，就不会有这些挣扎。

她投了大量的简历，去申请在实验室作志愿者，但几个月下来，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将她推荐到在曾经有过合作的实验室，她才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作志愿者。这个实验室就是巴斯德研究院的尚克洛德·切尔曼实验室，专攻反转录病毒和癌症关系的研究。她似乎注定要在这个研究院工作，自从20岁出头来到这里作志愿者，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找到了一生热爱的研究

尚克洛德·切尔曼是弗朗索瓦丝作志愿者时，实验室的老板和导师，也是影响她至深的一个人。她本来只是一个兼职的学生，想一边读大学，一边积累实验室经验，看看适不适合作这一行，也没有太认真。但是，尚克洛德对所作研究的热情，深深影响、并改变着她，使她对反转录病毒的研究也不知不觉着迷起来。结果是，她把时间都花在实验室里，翘了大部分的课，让同学帮她做笔记，只到学校去参加必要的考试，以拿到毕业证书。本科毕业后，她继续在尚克洛德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了博士论文的研究，并于1974年拿到博士学位。

在读博士期间，有几位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国家癌症研究所 (NCI)来的访问学者带来了最新的测定反转录酶的技术，这发生在大卫·巴尔的摩和霍华德·泰明——另外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现反转录酶后不久。这是在此领域革命性的，确定反转录病毒存在的方法。她感到很涨见识，便决定毕业后到位于贝塞斯达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作博士后研究。一年后，她又回到了巴斯德研究院，因为她博士后期间，获得了一个继续在尚克洛德实验室工作的机会，这是她不能错过的。她后来评价在美国的经历时，说到“虽然短，课题也很难作，但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对我而言是个丰富的经历。”

有一条看不见的线，一直牵引着她在研究反转录病毒这条路上行走，她内心从导师尚克洛德教授点燃的，对这个课题的热爱和着迷，也引领着她。回到法国后，她所在的实验室是在吕克·安托万·蒙塔尼耶教授的管理下。

医生与科学家的合作

介绍一下RNA反转录病毒的背景。反转录病毒(Retrovirus)，又称逆转录病毒，是RNA病毒的一种，它们的遗传信息不是存录在脱氧核糖核酸(DNA)，而是存录在核糖核酸(RNA)上，所以，此类病毒多具有反转录酶，将自身的RNA信息，转换成DNA信息，并整合到宿主，比如人的DNA基因组里，产生功能性蛋白，并对机体产生影响。

时间回到1982年12月，弗朗索瓦丝接下这个课题后，比查特医院的两位病毒专家来到巴斯德研究院与课题组进行沟通。其中一位病毒专家是威利·罗森鲍姆，他是最早观察到这种新流行病预警的法国医生之一，他在自己的病房里观察到许多这样的病例，这种流行病似乎先影响到了一些同性恋者。这时候，法国的类似病例大约有100个，还没有人预料到这种流行病的规模将是是世界性的。

那时候，DNA病毒及其疾病的研究已经相当发展了，但这种新流行病似乎与已知的病毒感染完全不同。所以，医院的病毒专家们怀疑，它是不是由RNA反转录病毒引起的。当时，人类的第一个反转录病毒——人类T淋巴细胞病毒（HTLV），刚刚在1979年被罗伯特·加洛和他的团队所发现，专家们想到会不会是，这种病毒导致了新型流行病。但这种可能性立刻受到弗朗索瓦丝的否定，因为她很确定，人类T淋巴细胞病毒并不导致T型淋巴细胞的衰竭，而这是新型流行病的主要症状。那么，会不会是一种新型的反转录病毒呢？

找到新的反转录病毒

比查特医院的临床医生们和巴斯德研究院的基础医学研究者们，共同提出假设，这种新型传染病/是由一种至今未知的/反转录病毒造成的。接下来就是验证的过程，因为病人体内T型淋巴细胞，这是一种人体内非常重要的免疫细胞，急速减少，不可能收集来做实验，于是他们采集了一个病人淋巴结活检的样本，进行细胞培养。1983年1月，实验开始，第一周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从第二周开始，弗朗索瓦丝开始检测到逐渐强烈的反转录酶活性，接下来的实验都在强烈证明，这确实是一种未知的反转录病毒！

紧接着，病毒的分离、扩增和鉴定工作迅速展开。3月，巴斯德研究院的显微镜部门负责人查尔斯·道格特得到了该病毒的第一张电子显微镜图像；5月，第一份关于该病毒的报告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同月，弗朗索瓦丝在纽约冷泉港年度会议上报告了这个新发现；接着，她受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邀请，进一步详细讨论了研究结果；巴斯德研究院的分子生物学家们确定了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在很多研究人员以及临床医生的共同努力下，收集了足够多的病人样品和数据，证明了这个后来被命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就是艾滋病的病原体。

很多年后，因发现HIV获得诺贝尔奖时，弗朗索瓦丝见证说，我只是这个发现的一小部分。HIV的发现实际上是一个，拥有不同专业知识的世界团队的成功。尤其在研究传染病时，建立一个医院系统和基础科学领域的 / 临床医生、病毒学家和微生物学家组成的全球网络非常重要。

拼图中的一小块

1983年1月，弗朗索瓦丝发现了——导致艾滋病的病毒。她所不知道的是，从这一刻，她的生命已经开始，因着这个发现而悄然发生着变化。以前，她只是一个热爱科学的研究者，作着自己热爱的研究。但从这一刻开始，围绕着这个病毒，一个人与人联结的世界性团体正在快速形成。弗朗索瓦丝的一生，将不再属于她自己，她自己的热爱和兴趣都算不上什么，她将着为着一个更大的使命献上自己的一切。

从这一刻起，她没有停下来，反而有了更大的、新的动力，一直孜孜不倦地努力寻找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并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发声。她曾说，“我并不孤单。别人称我们为艾滋病社区，并非毫无道理。我们是科学家、活动家、病人代表、医生、护士、所有医务人员。我们是无数人，自 1981 年以来，一直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每个人都是拼图中的一小块。这就是我：拼图中的一小块。” 她也曾对艾滋病感染者说，“你们并不孤单”。

开始了与非洲和亚洲的长期合作

艾滋病是一种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的传染病，以人体免疫机能受损为特点，病人往往死于严重感染或癌症。例如卡氏肺囊虫肺炎（Pneumocystis pneumonia）和卡波西肉瘤（Kaposi’s sarcoma），这些疾病只在免疫系统极度受损时才会发生的。1981年，美国报告了第一例艾滋病病例。在80年代，由于没有有效的治疗方式，艾滋病发病后的死亡率几乎是100%。1983年，法国巴斯德研究院的科学家首次分离出致病原——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这一发现对于开发针对艾滋病的有效治疗方法至关重要。截至2023年底，全球约有3800万人感染HIV，每年新增HIV感染病例约为170万，每年因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的人数约为68万。

自从发现HIV后，弗朗索瓦丝的职业生涯便跃出了科学的范围，开始与不同的人群产生交流。1985年，她第一次访问非洲，是借着世界卫生组织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举行的研讨会。那一次旅行，让她打开了眼界，不同文化的冲击、恶劣的生存条件、当地人在艰难生活中的乐观开朗，让她看到了一个与自己的环境完全不同的世界，她深感震撼。在法国，多数人的狭隘认知是，艾滋病群体主要是同性恋者和吸毒者；但在班吉，弗朗索瓦丝看到艾滋病在正常人群中疯狂传播、医院人满为患、病人死亡情况严重，当地医生束手无策。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其他非洲国家和世界许多国家。弗朗索瓦丝这才认识到艾滋病的流行规模远超过自己的想象。她萌生了与这些资源有限国家进行合作的想法，并在她的余生完全付诸实行。1988 年，她第一次访问越南，迈出了与亚洲国家合作的第一步。此后，与非洲和亚洲的长期合作，使得来自各国的年轻科学家们与巴黎的研究人员之间交流不断。

不要想着自己

弗朗索瓦丝在采访中曾说，“自从我开始研究这种疾病以来，与HIV感染者的接触和关系一直是我的动力。我意识到，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期望，以及他们对我们这些科学家的期望，对我而言非常重要。”

“我们不是为了科学而研究科学，我们是为了人，而研究科学。如果你的工作是研究人类疾病，那么，你必须与受这个疾病影响的人群建立联结而感受他们，关心他们。有人问我， ‘你为什么能这么有力量地，推动HIV的治疗研究呢？’ 我会对他们说，‘不要问我，去问那些艾滋病的感染者。’ 他们会来到我的办公室、实验室，直接问我问题，说 ‘你发现了导致了我们即将死亡的病毒，你接下来要作什么’。我会根据与他们的谈话，而调整我的研究方向。”

“那是在80年代，有一次我在旧金山参加研讨会，会后一位临床医生问我，‘有一位艾滋病患者想见你，你是否愿意’。于是，我去了急诊室。病人的情况非常糟，说话困难。我只能通过读唇语来猜测他在说什么。当他说‘谢谢’时，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其他人。’ 第二天他就去世了。这件事令我终生难忘。当你有了这种经历，你的做事动机就会改变。你不再为自己做事，而是为了能让这些人活下去。只是为了简单的活着。”

“我与许多艾滋病病人成为朋友。作为一名科学家，我知道开发治疗方法需要时间。但作为一个人，看到许多年仅 30 岁的年轻人这样凄惨地死去，真是令人无法接受。”

“和所有人一样，我也有过悲观的时候，甚至得过抑郁症。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继续…… 然后我会去访问非洲或东南亚，与艾滋病病人开一个小组会议，然后我就忘了自己的糟糕心情。我会对自己说：‘好吧，继续吧。这就是现实生活。不要想着自己。’ ”

你很有勇气

作为一个女性科学家，弗朗索瓦丝在她的职业生涯中也受到不少挑战。她曾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我读博士学位的后期，去做博士后之前，一天，我遇见了巴斯德研究院的院长助理。我问他，我可不可以在毕业后申请巴斯德研究院的一个研究职位。他瞪了我一眼，说到，‘这不可能。女性从来没在科学领域作出过任何事情，你最好马上考虑修改一下你的职业规划。’ 这话没有打击到我，反而成了我一直以来前进的动力，来向男性展示/我们也能做到。顺便说一句，许多年以后，这位院长助理曾经打电话对我说，‘我想祝贺你，不仅因为你在发现艾滋病病毒方面的成就，而且因为，你很有勇气。’“

尽管已经有了发现HIV这样的成就，但弗朗索瓦丝在建立她自己的实验室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很大挑战。在1988年到1992年之间，她申请建立实验室的申请屡屡被拒。直到有一个国际评审委员会，在巴斯德研究院，病毒学部门实地考察期间，强调了她的成功，情况才有所改善。1992年她终于被任命为为反转录病毒生物学部门负责人。

我想，她的坚韧，不仅仅来源于为女性发声，为她自己证明什么。更在于她的身份是一位科学家，与性别无关。她需要一个平台，来继续为艾滋病病人寻找治疗方法，这是她勇气的源头。

被需要着，是一种幸福

从1983年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开始，已经40年过去了，经过各国研究人员、临床医生的不懈努力，使得HIV感染从一个致命的疾病，转变为一种可以长期管理的慢性病，艾滋病感染者尽管需要终身服药，但可以有效控制在不发病状态，享有与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质量。

弗朗索瓦丝是这个漫长过程中一块小小的、耀眼的拼图。她不仅发现了HIV，HIV也改变了她对研究的看法。当她看到了病人的需要，她找到了一生作研究的动力，这是她身不由己的选择，作为一个研究者，当她看见病人那渴望的眼神时，她就已经无法停止了。看见自己被需要着，是一种幸福。从为着自己的需要而活，到为着他人的需要而活，是一种蜕变和自由。

今天，我们在弗朗索瓦丝的经历中所得着的感动，不是她在反转录病毒的研究上取得了多大成就；而是感动于，借着这个过程，她在人性上发生了何等大的变化。从一个没有目标，不知道前途如何走的小女生，到今天这个坚强自信、目标明确的女科学家。这中间的故事，给了我们无尽的启示和力量。

石慧琳

临危受命

1955年，长达20年之久的越战爆发，美国和越南长期深陷战争泥潭，疟疾感染在战争时期尤其危险。在当时的战场上，双方士兵不仅死于枪炮，在越南的热带丛林里，肆虐的疟疾更成为无形且致命的杀手，带来大量死亡。1964年，疟疾在美国军队中造成的伤残和死亡，比直接战斗造成的还要多 4 到 5 倍。因此，防治疟疾成为越南和美国冲突双方的首要任务。

1967年，越南主席胡志明因疟疾病例急速上升，为了找寻新的有效抗疟药物，向中国求助。中国成立了当时绝密的523政府项目。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团队于1969年开始了抗疟的重要研究，负责开发新的治疗疟疾的方法。我们的主人公屠呦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当时她才37岁，被任命为523项目的负责人。

四十多年后，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该年度的临床医学界最高奖项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成为首位问鼎该奖的中国人。2015年10月，她更是成为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诺贝尔奖获奖者、首位华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女性，以表彰她在研制青蒿素等抗疟药物方面的卓越贡献。她的研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全球都在寻找新的有效药物

人类总觉得自己是地球的主宰者，但人其实很脆弱，很多东西都能击垮我们，致命传染病就是其中最可怕的东西之一。早在1880年科学家就发现了疟疾的致病源，“疟原虫”。主要通过受感染的雌性按蚊叮咬传播，防不胜防。发病集中在热带地区，尤其是非洲。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的最新统计数据，随着有效药物的治疗，虽然治愈率比以前有很大提高，2022年，全球85个国家估计仍有2.49亿例疟疾病例和60.8万例疟疾死亡。非洲区域占疟疾病例数的94%（2.33亿例）和疟疾死亡人数的95%（58万例）。而五岁以下儿童占该区域疟疾总死亡人数的大约80%。在当今世界许多地方，对许多人来说，疟疾掠夺生命的速度，犹如“死神的镰刀”。

其实，早在1630年，西班牙传教士就发现在秘鲁的印第安部落，当地人用金鸡纳树的树皮（bark of the cinchona tree）能有效地治疗虐疾，这一发现立刻传遍了世界。1820年，一位法国医生从金鸡纳树的树皮中，提炼出了奎宁，虽然有时候副作用很大，但治疗效果非常好。1960年之前，奎宁对疟疾的治愈率高达惊人的95%。但随后奇怪的事发生了，短短几年，奎宁对疟疾的治愈率迅速跌至20%。新的疟疾菌株对奎宁治疗产生了耐药性，疾病迅速蔓延，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疫情在越南战争的战斗人员中尤其严重，这就出现了开头越南主席胡志明向中国求助的一幕。这时，不止中国，全球医学界都在积极寻找新的治疗疟疾的方法。 屠呦呦的团队还没有开始工作，美国成立的抗疟药专门研究小组已经进行了20几万的药物筛选，都没有效果。可见这项任务的难度有多大。

走上医学研究的道路

1930年屠呦呦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一处大户人家，上面还有四个哥哥，父母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她的父亲对这个小女儿的出生极其喜悦，从《诗经》的诗句中为她取名为“呦呦”，意为小鹿啼叫的声音。她15岁时，感染了肺结核，不得不休学了两年，才上高中。此后在上学期间，她总比同班的同学大两岁。幸运的是，这个挫折不仅没有打击到她，反而使她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宝贵，启发并激励她走上医学研究的道路，希望能帮助到有同样经历的人。她的家人多是从事政治和金融行业，她是家中第一个进入医学领域的人。

她21岁到北京求学，进入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习制药学，盼望着能找到可以帮助患者的新药。她学习并了解了所有关于药用植物的知识，包括如何提取其中的活性成分，如何研究其在身体里的运行机制。毕业后，她进入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并接受了两年半的中医训练。这时她参与的研究是，从中药半边莲（Lobelia chinensis ）中提取有效成分，以治疗在南方水田地区流行的血吸虫病；这与她以后影响世界的研究，在原理上是极其相似的。所以她既有西医关于药物结构和提取方面的训练，又有中医的训练，这些为她以后的发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从浩瀚的中草药里寻找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疟疾病例急速上升。在越南战争，全世界医学界 都在积极寻找抗疟新药的背景下，屠呦呦临危受命，担任中国523项目的负责人，责任重大。带领她的团队专注于研究传统中药，以找到治疗疟疾的新方法。自从19世纪现代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医和西医的冲突和融合一直在持续着。中医和西医完全是两套系统，中医强调的是哲学理论，系统且整体的治疗方式；而西医注重科学、分析、个体物质的作用。60年代，在中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联结少，没有资源研究西药。所以中国科学家另辟蹊径，从无数古代医药文献中，寻找可能的中草药，来治疗新型的疟疾；但他们用的方法是西医的药物提纯，从中草药中提取有药效的活性物质，确定其化学结构和作用。他们真正做到了将中医和西医的优势融合在一起。

我要强调的是，中国已经和疟疾抗争了近3000年，无数古代医典都有抗疟记载，这是中医专家第一次参与全国性的寻找新药项目。面对浩瀚如海的古代医学资料，要寻找到一个极为有效的药物，如同大海捞针，难度可想而知。每天支撑他们的是信任、是信念、是责任感，这些里面的力量和动力。屠呦呦和她的团队，遍寻中医古籍，察访民间药方，拜访各地在世的老中医，来寻找潜在的抗疟疾的药物。选出约2千个抗疟药方，筛选后，针对，200种中草药的380个可能药方进行研究。经过大量反复繁杂的筛选工作、经过无数失败后，1971年起，最终锁定从青蒿中提取抗疟药物，因为它在动物实验中显示出一些效果，但当时还不显著。

一波三折，找到青蒿素

一本公元400年的古医书中，建议用青蒿，来治疗间歇性发热，这是疟疾的典型症状。中国人利用青蒿(Sweet Wormwood)来治疗发热，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从这种植物中，屠呦呦的团队要提取出有效的药性成分。但提取的过程一波三折，并不顺利。初期的有效成分提取物的抗疟效果，只有40%或者百分之十几，完全不行，甚至中间一度停止了测试。后来，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与大多数使用的，水煎煮法不同的服药方法：“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她突发灵感，由此想到，会不会是水煎煮时的高温，破坏了有效成分。于是就改用乙醚低温提取。这个细节抓住了要害，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经过一系列纯化过程，提取出一种有效的化学成分。

1971 年10月4日，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被证实，抑制啮齿类动物体内的疟原虫的有效率达到100%，并成功分离到抗疟有效单体化合物的结晶，命名为“青蒿素” (Artemisinin)。

1977年，中国在“科学通报”公开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美国对此大为震惊，作为越战的参与方，美国也在苦苦寻找抗疟新药，来拯救热带丛林中的美国士兵。但中国在这一方面，走在了前面。

这是一个普通的药物寻找过程，是一个科学家日常。灵感迸发的一瞬间、找到新发现的一瞬间，是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而他们每天所面对的是——无数的难题、不停的失败、日夜苦思冥想、因不甘心失败而有的坚持。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们脆弱的身体。很多时候，不是他们能不能做到、想不想做到的问题，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使他们超越了自己的限制，而作出看似不可能的成就。他们的经历也告诉他们，成就不是单靠着自己的努力，更是靠着一种超越自我的力量，一种团队合作的精神，正是这样一种认识和经历，使他们更加谦卑，能够去勇于担负更大的责任。

她的牺牲

屠呦呦当时做为一个年轻的科学家，被信任和责任所感动和激励着。1969年，她加入523项目后，很快研究工作占据了她所有的时间，让她根本无法照顾家庭和女儿。她的大女儿当时4岁，小女儿还不到1岁，她不得不将大女儿送到寄养家庭，小女儿送到宁波老家让父母照顾。她为了523项目牺牲了和女儿相处的时光。从1969年到1972年，在项目最紧张的时期，屠呦呦和女儿们的见面次数总共只有两三次。小女儿因为离开时太小，根本不认识她是谁。

1972年当青蒿素的研究有所突破时，为验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效果，她提出以身试药，也就是要求第一个亲身作药物的人体试验。任何新的药物在投入正式临床应用前，都要进行人体试验，这些志愿者，往往都是生活窘迫者，或病入膏肓者。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任何新的药物，它的副作用都是不可预料的，都是有生命危险的。

屠呦呦作为项目负责人，第一个要求试药，真是闻所未闻，可见她的心情有多么迫切。组内其他两名成员受到激励，也主动加入试药。他们都住院接受观察，随时准备急救。幸运的是，并没有在他们身上发现严重的副作用。因为屠呦呦和队友这样的牺牲精神，其他志愿者也快速加入进来，大大加速了药物人体临床验证的过程，提前了药物正式投入应用的时间。那时候，每一分钟的提前，都会挽救一个在远方宝贵的生命。

看到这些故事，我们也许觉得这些科学家很伟大，但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了，其实并不然。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真实的普通人，有着一样的情感和追求。他们只是当时在一个情形里，心里有一个大的超越的价值，超越了自己渺小生命的价值，这使他们能够显示出人性真实、可爱、奉献的一面。不要小瞧自己，我们里面也有这个东西，只是我们要找到那个对我们而言，超越自己的价值是什么。

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青蒿素，从青蒿这株不起眼的小草里提取出的活性药效物质，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呢？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青蒿素已成为全球治疗疟疾的标准药物。 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药物拯救了数百万人免于因疟疾死亡，被誉为“20 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药物干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从2000年以来，全球疟疾病例和死亡率显著下降。2020年，全球疟疾病例约为2.41亿例，较2000年的3.5亿例减少了约31%。同期，疟疾死亡人数从2000年的84万下降到2020年的62.7万，下降了约25%。

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常常与其他抗疟疾药物联合使用，形成青蒿素联合疗法（ACTs），被WHO推荐为无并发症疟疾的首选治疗方法。

90%的疟疾死亡病例，发生在重灾区非洲，78%是五岁以下儿童。70%的非洲疟疾患者应用青蒿素的复方药物治疗，几亿人受益，几百万人免于死亡。疟疾发病率最高的地方正是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可想而知青蒿素的复方药物治疗，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可以说，屠呦呦的发现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给了他们经历生命的机会。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描述她的贡献时说到，“她发现了一种对抗疟疾的新疗法，为人类带来了最大利益。”在诺贝尔奖颁奖礼上，屠呦呦非常自豪地说，“青蒿素是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屠呦呦曾说，“每个科学家都梦想着做一些能帮助世界的事情”。这大概就是对她梦想的最大回报吧。

享受责任所结出的梦想的果子

如今，九十多岁高龄屠呦呦，还在北京做研究工作。她在想办法通过，青蒿之外的其它途径找到青蒿素，并进一步进行抗疟作用机理的研究。虽然时不时会有一些关于她和她的团队的报道，大多数时候，她对公众非常神秘，她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媒体采访，为了不分心抓紧时间做研究，看看青蒿这株小草还能给人类带来什么。2019年，她的团队还在在青蒿素抗药性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她得到了很多荣誉，但她似乎并不在乎这个。曾有记者问她，怎么看待得到的那么多荣誉时，他说，荣誉的根本问题是责任，荣誉多了，责任也大了。这说出，她眼中所看到的，是责任而不是荣誉。她以研究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是真正影响了世界的中国人。 每一个生命都可以做一些宝贵的事。那么内在的推动力是什么呢？有的是热爱、有的是理想、有的是信念、有的是责任。在屠呦呦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对人、对生命、对任务的责任。但她并不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而是积极向上，充满阳光。她享受责任，也享受着这份责任所结出的果子，那是她梦想的果子。

石慧琳

危难时刻拯救世界的人

如果在四年前的2020年，你问卡塔琳·考里科（Kati Kariko ）是谁？在同一个楼层工作的人员都不一定知道她。然而三年后的2023年10月2日，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她和同事，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德鲁·韦斯曼（Drew Weissman）共同荣获，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生物遗传物质——核苷碱基修饰方面的发现，这一发现使开发针对新冠病毒的有效 mRNA（信使核糖核酸）疫苗成为可能。这种疫苗在新冠疫情早期经证明对新冠病毒的预防和抑制高度有效，并很快大量投入生产和使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疫情早期，她的研究，帮助快速扭转了疫情趋势，并保护世界免受新冠病毒的进一步严重侵害。纽约时报曾以大篇幅，报道了她的生平、研究成果极其应用，并称她为“难以置信的先驱”。是的，她从默默无闻、饱受歧视，到扬名世界似乎太偶然、也太快了。但偶然事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又能从她的经历中得到什么启示，来过好自己的人生呢？

为什么这么难？

卡塔琳所痴迷的mRNA（信使核糖核酸）研究，在学术界长期不受到重视，并受到排挤和打压。这其中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让我简单地把其中的缘由说清楚，DNA是我们都知道的生物遗传物质；蛋白质是在生物体内发挥功能的物质，而mRNA是它们之间联结的桥梁。从DNA密码翻译出来的mRNA，非常容易在体外试管里人工合成；当把特定的mRNA打入细胞和人体时，就会生成相应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就会在人体内发挥有效的作用。举个例子，1型糖尿病病人不能生成胰岛素来降低体内的血糖，若将胰岛素的mRNA注入病人体内，身体就会以其为模板，生成胰岛素蛋白，来改善病人的病情。这个想法多么的简单而美好，但梦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干。这个治疗思路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形成了，那时mRNA的研究才刚刚起步。mRNA需要进入细胞内部才能发挥作用，这个“进入”成了众多科学家的梦魇。当人工合成的mRNA进入细胞内，还没有发挥作用，就会被细胞内的酶破坏掉，并引发严重的免疫反应。要克服这一步极其困难，让无数怀揣美好梦想的科学家折腰，铩羽而归，完全放弃。一个出不了成果的领域是得不到重视和资金的，这就是现实。

注定找到你

时间流转回近四十年前的1985年，现年69岁的卡塔琳当时只有30岁，从匈牙利来到美国作生物的博士后研究。她在布达佩斯附近的一个小镇长大，父亲的职业是一名屠夫，成长的过程中，不知什么原因，她热爱自然科学，决心成为一名科学家，虽然在她的生活圈子里，她从来没有见过这类人。14 岁时她在匈牙利全国生物竞赛中获得第三名。后来她在塞格德大学（University of Szeged）拿到了生物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就在本校的生物医学中心作博士后研究，听起来完全是一个常规的研究者的职业道路。从那时起她找到了终身所爱，开始痴迷于mRNA研究，从未改变过。说到她30岁时，离开故土来美国的原因，是因为她所在的课题组没有经费支撑了，她想继续自己的研究，于是就带着丈夫和2岁的女儿，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继续她所热爱的mRNA研究。这个决定也开启了她在美国，艰难的研究经历。

她为何能持守初心

她在美国研究经历的艰难，在于她对mRNA研究的痴迷，一直坚持在这个领域不退却。她曾在美国数个大学实验室被赶来赶去，从天普大学迁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曾三次被解雇，不断被降职，拿不到科研经费，只能仰仗着一些资深的研究者收留她，被其他的学者认为是“走在一个无聊的死胡同里”。她在这些大学的研究生涯中，一直做着位置很低的研究者工作。直到获得诺贝尔奖，她都从来没有拿到过稳定的终身教职。在外面看，你也许觉得这么多年她很可怜，但这真的是她自己的感受吗？是什么让她在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中，饱受羞辱，不断被驱赶，不断失败，却依然持守初心？是热爱，更是内心的快乐。同事们对她的评价是，工作起来“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她似乎天生就是为了那块属于她的小小的实验台而生，完全不在乎名声。在一次采访中当记者问到她受到排挤的感受是，她耸耸肩说到，“我有自己的实验台，做着好的科研。其他的有什么可在乎呢？”

内心的光芒照耀

说到卡塔琳对信使RNA研究的痴迷，那位大名鼎鼎，曾在新冠疫情期间，担任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的安东尼·福奇，曾这样评价她说，“她对信使RNA的研究有点执念，但这个执念是积极的。” 她坚守着自己的执念，在不同的实验室之间辗转继续着职业生涯。生活是这么不稳定，随时有失业的危险，这样的情形里，她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每天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实验室里度过。当晚上和周末，她也急急忙忙地冲向实验室时，她的丈夫，一个管理公寓楼群的经理，常常开玩笑式地跟她说，“你这哪里是去工作，这是去开心地玩儿。” 他还帮她算了一下，照着她花在实验室的时间来算，她一个小时也就赚一美元。大卫·兰格是一位资深神经外科医生，他从作住院医生时起，就在宾州大学的实验室里与卡塔琳相识了，有过一段短暂的一起工作的经历。后来，当卡塔琳的实验室老板离开学术界，她也要被迫离开时，是兰格说服了当时的系主任，给了卡塔琳一个机会留下来。兰格医生曾在采访中说，“卡塔琳总说我救了她一命，但她不知道的是，是她拯救了我。在我与她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她传授给我的，面对科研的思维方式和积极态度，让我受益终身，使我避免了大多数科学家面对研究时的那种误区”。卡塔琳就是这样，当时她地位地下，漂泊不定，却有着一种内在的光芒照耀并影响着周围的人。

独特的内心经历

说到这里，作为一个在美国读了生物医学博士，并在美国大学实验室工作了十年以上的资深研究者，我想插几句话。卡塔琳在学术界艰难求生的经历，对每一个在生物研究界的人，都是非常熟悉的。大家在拿到终身教职之前，要么转行，要么在不同的实验室之间飘荡。但我要说的是，卡塔琳的内心经历却是非常独特的，是99%研究者所不具备的。她有今天的认可，并不是她的研究有多么艰深，而是她的许多宝贵品质，是在今天的研究者身上很难看到的。首先她来美国，是因为她所在的匈牙利的研究所课题组解散，她想继续所热爱的mRNA研究，而美国给她提供了这个机会，如果别的国家给她这个机会，她也会去别的地方；不是像很多人来美国就是想过好的生活，进什么样的实验室、作什么样的课题都无所谓，只要来美国就行。她从上大学时起，就痴迷于mRNA的研究，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在宾州大学，在她职业生涯的艰难期，这个课题根本看不到研究前景，也申请不到科研经费，学校、同事们都劝她换一个研究方向，但她里面有一种无法明言的笃定和相信，她坚持了下来，并不受外界的打扰；我所见过的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目标，只要有实验室提供位置和工资就去，辗转于不同的实验室之间，只是在讨生活，而不是在坚持一个理想。这就是区别。

每一次失败都告诉我一些新的东西

申请课题是生物医学科研界，每一个实验室最大的事。生物是实验科学，没有经费，就没有办法证实科研想法，一切都会停摆，这是非常现实的。卡塔琳需要申请到课题经费，来证实她关于mRNA大胆而创新的想法。但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她从来没有拿到过经费支持。其它许多中规中矩、很平凡的想法都得到资金支持了，她却得不到。兰格医生的一番话道破这里面的玄机，“用mRNA进行治疗是一种大胆的非传统方法，此前并未有过成功的先例，当你的想法与专家们认为合理的、传统的观点相违背时，就很难有所收获。

我见过很多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和其它国家的学者，当下什么课题热门，什么资金给的多，就做什么，转的很快，绝不会坚持在一个方向。将科学研究作成了生意。而卡塔琳，她在坚持着一种她认为宝贵的价值，这种价值似乎并不需要外面的人事物来肯定。我所好奇的是，她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在不断的实验研究失败中，为什么内心还如此笃定，一直坚持着她的对mRNA研究的想法而不改变呢？她对学生说的一番话，道出了她心里的玄妙，她说，“我做每一个实验都不浪费，这个实验一定要有对照组，一定要告诉我一些东西，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我不靠我的想法来定义实验结果，而是让实验结果告诉我，我该知道的东西，每一次实验失败的数据都告诉我一些新的东西，使我能继续尝试下去。” 这就使她存活的秘诀。别人只看到她不断的失败，看到她在研究上没有任何成果，却看不到她内心的快乐，她在积累着每一次的失败的实验所告诉她的，虽然缓慢，她却在照着内心的指引前行。

一次偶然，认识了她最重要的工作伙伴

说到她，与共同获得诺贝尔奖的合作伙伴德鲁·韦斯曼的相识，也是一个偶然。那时韦斯曼教授刚刚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转到宾州大学，他们在同一个楼层工作，但互不认识。有一天他们同时抢用系里的一台公用复印机，复印杂志论文去读，于是就有了一段对话。一个是研究mRNA的学者，能够用mRNA制作任何蛋白质，一个是免疫学家，正想制作一种预防艾滋病的疫苗，却遇到了瓶颈。卡塔琳对德鲁说，“我可以帮你把疫苗作出来“。而这正是韦斯曼教授此时所需要的，于是这一段传奇的合作开始了。有时候我想，一段偶然的相遇，真的是冥冥之中注定的，那一天如果他们没有相遇，或者没有开启那段对话，今天的历史也许要改写了，全世界受新冠病毒的侵害将会严重的多，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都会受到影响。卡塔琳所擅长的mRNA技术只是一个工具，可以运用于医学领域的许多治疗。这种技术作为工具需要一个着陆点；如果她在这个时间，遇到的是别的领域的研究者，她也许就去治疗心脏病、脑中风和糖尿病了，就不会在制作疫苗的领域多年耕耘。这是多么奇妙的缘分！

从未想过他们的研究会拯救世界

卡塔琳和德鲁教授的合作，愉快而互补，卡塔琳负责制作mRNA，而德鲁负责检验细胞对mRNA产生的免疫反应。得到数据后，他们一起讨论，试图解释这些数据的含义，设计新的实验，一起为得到的实验结果而兴奋，一起申请课题，常常忙到半夜两三点，还在给对方发电子邮件，发现对方也还没睡。他们每天充满动力地向着同一个目标进发。德鲁说，“如果没有我们双方共同努力，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结果。我们在一起合作多年，却一点也不枯燥”。卡塔琳说，“我们在一起工作，实在是非常愉快，有很多乐趣！” 他们在mRNA应用上，取得的最大的科研突破，就是解决了mRNA在生物体内，引发免疫炎症反应的问题。他们发现，当把一种叫假尿苷的碱基加到mRNA上时，生物体对mRNA的排斥反应就停止了。这一发现，克服了这个领域几十年来悬而未决的难题，为mRNA的实际应用提供了无限可能。他们兴奋极了，立刻着手申请课题，并开始制作各类mRNA疫苗。他们从来没有预料到新冠疫情会席卷世界，并没有想到过他们会拯救世界，这完全是一个偶然。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他们制作的五种疫苗已经进入了一期临床试验。Moderna在两年前就已经测试了流感mRNA疫苗，这些资料在疫情之前并未向大众公开。

时势造英雄

借着他们在mRNA技术上的突破，卡塔琳和德鲁教授开始大量申请课题以扩大它的应用，并向各大制药公司推荐使用这项技术，制造产品。但反应寥寥，专家们对此普遍不敢兴趣，说mRNA不是一个好的治疗方法，不做也罢。只有两家不起眼的小公司看重了他们的技术买了下来，这就是后来在新冠疫情中大放异彩的，美国公司Moderna和德国公司BioNTech。/ 说到卡塔琳和德鲁教授在新冠疫情上的一战成名，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时间，时间，还是时间。2020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全世界每天新冠的感染人数节节攀升，所有人都在盼望着疫苗快点出来。传统的疫苗都是蛋白疫苗，蛋白是三维结构，制作起来非常复杂费时，典型的蛋白疫苗开发时间需要5到10年，有时甚至更长。临床实验前期的新疫苗开发过程最少也需要一年，这种速度根本无法应付当时的需要。而mRNA只是碱基的序列结构，在试管内非常容易合成，全世界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使用过mRNA疫苗，新冠疫苗是第一支。/ 在正常时期，有的是时间制作有蛋白疫苗，确实不一定要用mRNA疫苗。但这种非常时期，时间紧急，只有一试了。2020年一月，中国科学家公布了武汉病毒的基因序列，BioNTech只用了几个小时就设计出了mRNA疫苗，而Moderna则花了两天时间。

见证历史的时刻

2020年12月18日，卡塔琳在宾州大学接受了mRNA疫苗的接种，当在场的人知道她就是mRNA疫苗的贡献者之一时，所有人都起来为她鼓掌，祝贺她，这一刻，她留下了激动的泪水，百感交集。而德鲁教授最激动的一天，是11月8日，当听到第一批Pfizer-BioNTech mRNA疫苗的验证结果，证明这种疫苗对新型冠状病毒有强大的免疫抑制作用时，他在心底深处，深感敬畏。他说，“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我们能在实验室里产生出一些对人有帮助的东西。这一刻我感到梦想成真。” 凝结在这一刻所结出的果子，包含了众多像卡塔琳和德鲁这样的科学家们，几十年的智慧和辛勤劳苦。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而来，有的从病毒测序的角度，有的从细胞化学的角度，有的从化学分子结构的角度，有的从基因表达的角度，有的从免疫的角度，他们殊途同归，借着机缘，共同走到了今天的这一个凝聚的点，mRNA疫苗的成功应用是一个见证历史的时刻，让人们看到生命力美丽的绽放。是他们的奉献让mRNA疫苗在短短10个月的时间里，经历了全部制作、验证和应用的过程，成功地注射到人体内，拯救了无数濒临危险的生命，改变了疫情发展的格局。

力量由爱而生

卡塔琳一直都是默默无闻，被忽视的角色。有人说她得了奖，算是值得了。但有谁知道，她根本不在乎这个，她更在乎进入实验室工作时的那种快乐，正如她的丈夫所说的，那是她的乐园。对于一个科学家孤坐40年冷板凳的最大奖赏，并不是诺贝尔奖，而是她的快乐。她并不是为着诺贝尔奖在工作和生活。就算没有诺贝尔奖，就算没有疫情，她还是会做下去，因为那是她从起初到现在一直坚守的挚爱的研究，不会因为什么而改变。 当人们说她拯救世界的时候，你看她哪里有什么拯救的力量。她只是在自己小小的一隅，做着自己爱作的事情，享受着快乐而已。那个单纯的世界，只有她懂。而拯救世界的伟大力量就是从这看似不经意的热爱中来的。她的人生，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我们如何面对每天的选择，是否能持守初心，永不放弃呢？力量由爱而生。

陈捷

理想和现实背道而驰

你有过内心的挣扎吗？ 不愿随波逐流却身不由己，不愿嫉妒争竞，却深陷其中；
想要听家长老师的话，却有种莫名的抵触；
明明知道要好好学习，但却缺乏动力；
羡慕纯洁单纯，却还是昧着良心做事；
谁不想积极向上，谁不想干净纯洁，小学时天天讲的立志行善，到了初中高中却全都背道而驰，面对镜子中的我，满了虚空和茫然。

这些你所面对的问题，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年幼的我，试着去找寻答案，却久久得不着解答。最终发现，不忘初心，答案却在心里面，却在我日渐日明的人位里面找到肯定和扶持。

外表强悍，心里虚空

回想我的初中三年，实在是得益于我有一位好的班主任王老师。在我最最虚空叛逆的初二那年，她将我的课座椅调至讲台的侧边，让我直接坐在她的目光俯视之下。 可我还是有一次，在她上课面对黑板板书的时候，和背后的同学打逗，椅子失去了平衡，腿一伸，将我的课桌踢翻，吓到了她。另有一次王老师叫家长到学校领我回家的时候，她告诉我爸，“你的孩子很虚空”。我站在一旁，记住了这句话。好多年后，每当我回想这句话时，老师是对的，当时的我是外面装酷，却恰恰显出了心里的虚空，那是初二的我真实的写照。初二那年暑假过后，返校第一次考试，我拿了全班第三名，奖品是一只钢笔和一个笔记本，接过王老师递来的钢笔，看着她的笑脸，我像是吃了蜜一样，翻开笔记本的封页，上面写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感受到了王老师那满满的爱和鼓励， 现在想来，那是我最最幸福的少年记忆。

比你会学，又比你会玩

一晃到了高中，我的班主任是指导国际奥数金牌得主的特级教师，进到他那个班的学生多是成绩超级棒，身世也特别好的富二代。高中第一天上课，我就被郁闷到了。同学对我说，“我比你会学，又比你会玩”，当时感觉说怎么有这么狂的同学，但事后发现此同学的确是又会玩又会学。 我花了大量时间在学习上，但不得其法，始终在班上是中等成绩。有的同学晚上9：30准时睡觉，却还是在班上考试成绩第一名。更有甚者，那一位拿奥数满分金牌的同学，甚至地理这门课都能考全年级第一名。实在是让我叹为观止！ 同时，物质上我不如别的同学，同学们下了课，谈论的话题都是穿什么名牌，多少钱买的之类的。我口上不说，但心里总惦记着。所以高中三年是我最失落的三年。失去了自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凡事上都以别的同学做参照系，始终都是跟在别人的后头。心里有很多困惑，没有解答。

冥冥之中的礼物

但高三期末发生的一件小事，让我开始体会到我与别人的不同。班上一个男生暗恋前排的一个女生，用刀刺手指，沾血写了一份情书，再暗暗的放在她的课桌里，不料被班里的同学捅出来，拿在班上传着，竟然成了一个笑料。同学们笑他单纯，笑他迂，我所敬佩的却是这位同学的真和勇敢，或许是有点不可理喻， 但他却做了大多数在我们那个时代下长大的孩子们不敢做的事情。有的同学便跳出来对我们说，“单纯有什么用，单纯的人吃狗屎。” 喔，那一刻，我突然间清楚了我是属于哪一类的人。没有什么好茫然羡慕别人的成绩或是家境。跟那些比，我更羡慕单纯和简单，这是在我内心深处一直渴慕和拥有的，是冥冥之中所赐予我的礼物，是一切外面的事物和钱财所换不来的。我需要细细聆听我里面最深处的感触和声音，那才是真的我，他最了解我，也知道我是谁。

不忘初心，自由无惧

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 许多十字路口，许多抉择，一路走来， 真真确确发现，真的不是我能带着自己走到今天。 是那一个声音，是那一个初心，是那一个从不放弃，不愿意被这个世代物欲，悖逆价值所委屈的人，住在我的里面，天天成为我的力量，肯定和扶持。这一位才是那真正的我，真实的我和完全的我，让我们可以自由无惧的享受彼此，享受爱，享受家人朋友和儿女的关怀，和我们自己可以真正拥有的简单而充实的人生。